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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1. 新变局出现:中间规模城市人口骤升

        2019年02月10日 11:33
        来源:凤凰网综合

        在技术逐渐消除地理区隔的今天,城市最大的财富是人,城市发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迁徙和日常流动的障碍

        文| 卓贤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展部研究室主任

        文|张?#21271;?#20140;交通大学经管学院硕士生

        人口是城市兴衰的晴雨表。人不仅是城市的建设者、生产者和消费者,亦是新知识的创造者、新思想的传播者和新技术的应用者。城中拥如?#33487;?#33324;之人,世间才有这样那样的城。人口多寡决定了城市的规模,人口结构塑造了城市的性格,人的进取心奠定了城市演化的格局,人的想象力划出了城市发展的边界。我们用最新的统计数据考察城市常住人口的增减,发现有的城渐为智慧的渊薮,有的市难掩衰老的容颜;我们用手机大数据?#27835;?#26085;间流动人口在城市间的移动,发现此城在熙熙攘攘间?#22836;?#27963;力,彼都在门庭稀落中黯然无光。近两年,中国城市人口已现新变局。

        “南北均衡”转向“南快北慢”

        长期以来,城市人口增长的主要驱动力来源于城乡人口转移,城市制造业和建筑业吸纳了大量农村转移人口。近年来,各类城市产业结?#23521;?#36827;趋于多元化,一二线城市新增劳动力需求以服务业为主,城市间高素质人口的迁徙成为人口流动新特征。为此,我们首先考察286个地级(及以上)城市全域常住人口的变化。

        城市人口增长由“南北均衡”转向“南快北慢”。2010年-2015年,全国城市的常住人口年均增长839.9万人。其中,南部城市年均新增509.8万人,占全国新增人口的60.7%;北部城市年均新增330.1万人,在全国新增人口中占比39.3%,大致表现为“南北均衡”特征。2015年-2017年,我国城市人口年均增长874.8万人,“南快北慢”的趋势更加明显: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688.3万,占全国的比重为78.7%;北部地区城市新增人口186.5万,占全国比重仅为21.3%。

        从区域来看,2015年-2017年,华南、华东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超六成(65%),其中广东、江苏、山东的城市年均新增人口为163.8万、99.8万、76.8万,新增人口占比?#30452;?#25552;高8.7个、8.8个和2.4个百分点。西南和华中的城市人口年均增长122.1万、114.0万,新增人口占比?#30452;?#25552;高3.7个和3.0个百分点,其中云南、河南的城市新增人口占比?#30452;?#25552;高2.8个和3.0个百分点。华北和西北的城市新增人口比重?#30452;?#19979;降8.1个和2.2个百分点,其中北京、天津新增人口比重?#30452;?#19979;降5.0个、5.5个百分点。东北的城市人口出现绝对规模下降,年均减少36.3万人。

        城市群人口增长的“南北均衡”同样?#28142;?#30772;。“十三五”规划中的19个城市群承载了全国近八成人口。2010年-2015年,城市群人口增长的南北比重大致为4∶3。2015年-2017年,?#25103;?个城市群人口增长均有提速,年均新增人口578.5万人,占全国城市新增人口的66.1%。尤其是珠三角城市?#28023;?#20854;新增人口比重(15.8%)比2010年-2015年提高9.5个百分点。同期,11个北方城市群年均新增人口138.7万人,只占全国比重的15.8%。除中原、山东半岛和兰-西城市群之外,京津冀、关中平原、呼包鄂榆等城市群人口增速放?#28023;?#36797;中南和哈长城市群人口明显下滑。近两年南北城市群新增人口之比已骤变为4∶1。

        中间规模城市人口骤升,规模两端城市放缓

        我国城市人口增长格局经历?#26388;?#32447;性的空间演化:从20世纪80年代遍地开花的小城镇,到90年代向东南沿海大中小城市集聚,再到21世纪往中西部区域性大城市回流,近两年则表现出“中间涨两头落”的特征。

        近两年,扩张最迅猛的是人口规模在700万-1500万间的城市。2015年-2017年,人口规模在1000万-15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17.8万人,新增人口比重(24.9%)比2010年-2015年提高9.8个百分点,其中成都、深圳、广州新增人口比重?#30452;?#25552;高了6.5个、4.1个和3.8个百分点;人口规模在700万-1000万间的城市年均新增204.8万人,新增人口比重(23.4%)比2010年-2015年提高5.4个百分点,其中西安、长沙、杭州新增人口比重?#30452;?#25552;高4.2个、2.0个和1.8个百分点。

        与此同时,处于人口规模两端的城市放缓了人口扩张的脚步,大都市圈效应初步显现。

        中小城市人口增长整体放?#28023;?#20294;出现结构性分化。2015年-2017年,人口700万以下城市年均新增人口425.1万,新增人口比重(48.5%)比2010年-2015年下降7.5个百分点。其中,华南和华东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长仍然?#23777;歟?#22914;珠海、泰州等;华中、西南、西北的中小城市人口增速放?#28023;?#22914;信阳、荆州、资阳等;东北不少中小城市常住人口年均下降10万以上。

        超大型城市人口增长放?#28023;?#22823;都市圈效应开始显现。2015年-2017年,总人口1500万以上的超大型城市,即北京、上海、天津和重庆(重庆按市辖区人口计算)年均新增人口27.1万人,新增人口比重占全国城市的3.1%,比2010年-2015年下降7.8个百分点。2017年,北京、上海和天津首次出现人口绝对规模的减少,?#30452;?#19979;降了2.2万、1.4万和5.3万人。与此同时,超大型城市呈现出人口向周边中小城市疏解的都市圈效应。以北京为例,虽然近两年人口增长趋?#28023;?#20294;周边的廊坊和保定市年均合计增长14.9万人,比2010年-2015年年均多增4.5万人。

        扩张、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为4∶5∶1

        按人口增长绝对规模和相对比重,我们将中国的城市?#27835;?#25193;张的城市?#20445;?#32477;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升)、“饱和的城市?#20445;?#32477;对人口升、相对比重降)和“收缩的城市?#20445;?#32477;对人口和相对比重双降)。

        随着城市承载力提高,我国处于扩张状态城市的比重提高。2015年-2017年,处于扩张、饱和与收缩的城市比重?#30452;?#20026;37.4%、53.1%、9.4%。与2010年-2015年相比,扩张的城市(107个)增加16个,饱和的城市(152个)减少9个,收缩的城市(27个)减少7个。

        一线城市出现分化,北京和上海?#27704;?#24352;区间进入饱和状态,而广州和深圳仍在扩张通道。超六成的二线城市在扩张,近四成的二线城市居于饱和,二线城市未现收缩现象。三线城市也?#23731;?#24352;居多(47%),饱和者占44%,有8.3%的三线城市处于收缩状态。24个四线城市在收缩,但仍有34.3%的四线城市处于扩张状态。

        从区域来看,2015年-2017年,华南城市约六成(59.5%)处于扩张,且无一城市在收缩,即使如茂名和玉林?#28909;?#22235;线城市也在快速扩张。华东处于扩张与饱和的城市各?#20864;?#20116;成,扩张的城市比重提高16.7个百分点,一些邻近核心城市的三四线城市(如马鞍?#20581;?#22025;兴和漳州等)增长?#23777;臁?#21326;北超过四分之三(75.8%)的城市?#26102;?#21644;状态,虽?#30343;?#32553;城市比重降到3%,但扩张城市比重也降为21%。华中、西南、西北的核心城市(如郑州、武汉、成都、重庆、西安)扩张趋势明显,但收缩城市比重也达9.5%、15.6和10%。东北城市出现极?#26388;?#21270;,53%的城市扩张,41%的城市收缩,东北地区的三四线城市人口向核心城市转移的趋势明显。

        人口离去并未给收缩城市带来?#27604;佟?#26377;一种观点认为,落后地区的人口奔?#20843;?#20065;之后,由于人均资源增加,会使得按人均收入计算的发展水?#25945;?#39640;。我们考察了2010年-2015年期间出现人口收缩的城市,发现其中31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在2010年-2017年间下滑;如果考虑宏观经济的周期性因素,仍有26个城市的人均GDP增速下滑幅度超过同期全国的下降幅度。由此可见,人口收缩和城市衰退形成?#33487;?#21453;馈效应,收缩和衰退相互强化。

        大数据视角下的城市日间人口流动

        过去20年间,交通基础设施将全国大小城市连接成网,人们对海内天涯的感知从空间距离转为时间距离。从1998年到2017年,我国每百平方公里的公?#38450;?#31243;从13.3公里增加到49.7公里,铁路密度则从0.69公里/百平方公里提高到1.32公里/百平方公里。在这样一张城市网络中,你可以在北京朝饮豆汁儿,在上海午?#31243;?#21253;,在广州暮啖肠粉,知己在?#25880;凇?/p>

        相比美食地图,我们用日间人口流动大数据绘制了更为精密的经济地图。不同于常住人口流动所?#20174;?#30340;长期迁徙,“日间流动人口”是某日由一个城市?#24052;?#21478;一个城市的人口,其行为背后蕴含着贸?#28100;?#26469;、资金转移、技术溢出和思想交流,?#20174;?#20102;各城市间的经济社会联系,是观察城市活力、区域分工和商贸兴衰的重要指标。借助于手机大数据,我们可?#28304;臃治?#24120;住人口的年度迁徙规律,进一步?#24179;?#21040;辨识人口日间流动的行为特征。基于对逾10亿百度手机用户的?#27835;觶?#25105;们构建了全国日间人口流动的图景。

        华东华南日间人口流动规模高。2017年,华东和华南地区各城市的日均流动人口规模占全国近五成,比2016年?#30452;?#22686;长91.9万和25.5万,但占全国比重却?#30452;?#19979;降0.06个和1.4个百分点,?#20174;?#20986;其他地区人员流动性的提高。

        其他地区流动性?#20852;?#22686;?#21360;?017年,华中和华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比2016年增长57.2万和51.3万,比重上升0.6个和0.4个百分点。东北和西南地区的人口流动性也?#20852;?#25552;高,占全国比重比2016年提高0.3个和0.2个百分点。西北地区的日均流动人口数占全国比重保持在6.2%。

        一线和二线城市是日间人口流动的主要节点。流动性最高的20大城市日间人口流动占全国的比重为32.1%,前50大城市达50.7%。日间人口流动集中发生在北上广深等一线城市以及成都、郑州、西安、重庆等中西部二线城市。北京和上海常住人口增长虽趋?#28023;?#20294;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为71.0万和53.5万人,仍比2016年增加8.2万人和7.5万人。东北三省常住人口虽下降,但2017年日均人口流动数也比2016年增加26.9万人,占全国比重由6.4%上升到6.7%,显示出经济活力复苏的迹象。

       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,后发城市?#21644;?#37096;流动性高

        我们将城市群的日间流动人口(A)?#27835;?#20004;部?#37073;?#19968;部分是城市群内部的人口往来(B),另一部分是城市?#27827;?#22806;部城市间的人员交流(C)。我们以“B/A”衡量城市群的“内部流动性?#20445;?#20197;“C/A”测度城市群的“外部流动性”。我们通常会认为,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开放性更高,其日间人口流动中来自城市?#21644;?#37096;人员的比重,会比后发地区的城市群更高。

        令人意外的是,外部流动性高的城市群均位于后发地区。2016年-2017年,中原城市群是外部日间流动人口规模最高者,每天?#21152;?29.5万人进出其间。外部流动性指标超过50%的城市?#28023;?#21253;括了天山北坡(77.4%)、呼包鄂榆(61.4%)、北部湾(58.2%)、中原(57.5%)、兰州-西宁(56.6%)、山西中部(54.3%)等城市?#28023;?#22343;位于后发地区。

        高外部流动性意味着这些后发城市群的工业体系尚未自成一体,主导产业以资源型产业或劳动力密集型产业为主,需要通过与城市?#21644;?#37096;形成频繁的人员流动,来带动资金、技术、产品等充分交换。另外一个可能的原因是,后发城市?#27721;?#24515;城市与城市?#21644;?#37096;的交通商?#21273;?#37329;网络联通性,要高于其城市群内部各城市之间的联通性。

        发达城市群内部流动性高。虽然长三角、珠三角和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日均外部流动人口规模?#30452;?#36798;到121万人、84万人和70万人,合计占所有城市?#21644;?#37096;流动人口的36.9%,但三者的内部日间流动人口数几乎是其外部日间流动人口的2倍,内部流动性指标?#30452;?#39640;达63.7%、65.4%和66.3%。山东半岛、海峡西岸和长江中游?#20154;?#26377;较发达地区的城市群内部流动性也都超过50%。

        发达城市群能够形成较为完整的产业链,内部的交通、物流和商贸网络发达,城市群内部的核心城市和非核心城市形成互补的分工,因此内部人员往来相对更频繁。由于历史原因,成渝、关中平原、哈长以及辽中南城市群的产业体系?#27493;?#20026;完整,因此其内部流动性也保持在63%-73%的高位。

        华南和一二线城市活跃度高,西南和四线城市活跃度低

        前文?#27835;?#20102;日间流动人口的绝对规模,下文以“日间流动人口占全国比重/常住人口占全国比重”衡量城市群的相对活跃度。如果这一指标大于1,则表明该城市群人员流动的活跃度超过全国平均水平,反之则活跃度较低。

        按该活跃度指标,2017年全国有32个“极活跃城市?#20445;?#27963;跃度>1.5)、50个“高活跃城市?#20445;?<活跃度<1.5)、143个“中活跃城市?#20445;?.6<活跃度<1)和61个“低活跃城市?#20445;?#27963;跃度<0.6)。

        华南城市活跃度一枝独秀,西南城市活跃度较低。华南地区是我国日间人口活跃度最高的地区,整体活跃度高达1.4,其中37.8%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。华北地区的整体活跃?#20219;?.1,有39.4%的城市处于极活跃或高活跃状态。华东地区活跃?#20219;?.0,整体也处于高活跃状态,28.2%的城市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。西南地区活跃度最低,虽然成都(1.5)、昆明(1.1)和贵阳(1.1)?#32676;?#24515;城市的活跃度较高,但其整体活跃度仅有0.8,超过四分之三(78.1%)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度。

        一线和二线城市活跃度?#25856;?#26126;显,交通和经贸网络?#24576;?#30340;四线城市极不活跃。一线城市中,广州、深圳和北京属于极活跃城市,活跃度?#30452;?#20026;2.6、2.3和1.9;上海属于高活跃城市,活跃?#20219;?.3。二线城市逾五成(53.8%)为极活跃城市,30.8%为高活跃城市,没有低活跃城市。三线城市有五成为极活跃或高活跃城市,且多位于一二线城市周边,中活跃城市比重为41.7%,低活跃城市只有8.3%。四线城市则有近八成(79.0%)的城市处于中低活跃状态。

        几点延伸思考

        城市规模之辨。在现代科技诞生前,从罗马到长安,大型城市多为帝国首都。虽然罗马?#39062;?#21476;城的一些房屋与下水道?#20302;诚?#36830;,但运走污水的不是下水道?#20302;?#32780;是奴隶。彼时的大城市依靠强权集聚税收和人力。从运河到公路,?#25317;?#21147;到无线电,从高铁?#20132;?#32852;网……技术进步不断优化交通网络、通信网络和分工网络,城市的定义在改变,城市的数目在增多,城市地理边界在扩大。

        如今,智能技术进一步促进了城市网络效应,城市规模扩张已不以单一行政单元空间的人口增?#28216;?#21807;一标?#33606;?#36824;表现为相邻城市间一体化?#28525;?#30340;提高。也许,我们不必过多执着于单一城市的人口增减,而应更关注大都市圈或城市群的连接性和活跃度。

        城市密度之辨。有人以东京再中心化为据,?#24247;?#25552;高我国超大城市人口密度的必要性。但笔者此前基于街道人口数据的一项研究表明,虽然整体人口密度远低于东京,但北京和上海市中?#27169;?-10公里范围)人口密?#20219;?.1万人/公里2和2.6万人/公里2,远高于东京(1.3万人/公里2)。而东京中心城区人口回流,也非创新引?#25216;?#32858;的结果,而有着深远的经济社会背景。

        在需求端,日本女?#23731;?#21160;参与率上升,以往在卫星城相夫教子的模式?#28142;?#30772;,需要在靠近工作地的区域居住;在供给端,20世纪90年代初的泡沫破灭推动市中心房价下跌,近年政府也放宽高层公寓建设的限制。在北京和上海中心城区人口密度已达峰值时,不宜再?#24247;?#22686;加中心城区的公共资源?#36234;?#19968;步集聚人口,而应以公共资源在都市圈范围疏解来改变其人口“内极密外极疏”的分布。

        抢人借人之辨。近期,不少城市出台吸引人才的优惠政策,体现了其扩大常住人口的努力。事实上,日间流动人口更能?#20174;?#22478;市的经济活跃度。在城市网络理论中,不仅资金要素可在流动中实现跨区配置,人力资本?#37096;?#22312;日常流动中实现跨区“借贷”。我们不仅要继续减少束缚常住人口迁徙的体制障碍,还应降低人口日常流动的阻力。

        在各地“抢人”方兴未艾之际,嘉兴“双休人才”政策颇有意味:?#20113;?#35748;定的高端人才,只要在周末期间?#24052;?#22025;兴工作,交通、食宿等?#24310;?#30001;政府?#22266;?#20026;提高人力资本日常流动性,还可着力?#24179;?#22478;际交通的无缝衔接,完善短租住房制度,试行高铁年票制,发展共享办公服务,并为商旅人士?#20248;?#25552;供?#21776;?#20837;学便利?#21462;?/p>

        比较?#25856;?#20043;辨。为何城市发展有云泥之别?地理决定论似乎是最轻松也最不容置疑的回答,与海港的距离、距省会城市的远近在实证研究中表现出或高或低的显著性。然而,写出《美国大城市的死与生》的简·雅各布斯,在其另一?#23616;?#20316;《城市经济》中反驳:许多从事大规模贸易的城市都处在非常不利于贸易的位置上,?#28909;?#27931;?#26604;叮?#30456;反,缅因州拥有许多优良的港口,却没有因此发展出太多城市。

        城市的命运并非天注定,而是靠城中之人来创造。公元前600年的阿尔凯奥斯在描写希腊的城市时一语中?#27169;骸?#36896;就一座城市?#27169;?#19981;是精良的屋顶或坚固的城墙,也不是运河和船坞,而是善于利用机会的人们。”在技术逐渐消除地理区隔的今天,城市最大的财富是人,城市发展的最佳之匙是降低人口迁徙和日常流动的障碍。
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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